经过40多年发展和持续改革，中国生命科学研究力量分布已经形成几大模块。由于模块之间并无明确分工，且资源配置模式无差别，在大家奋力前行的同时，产生同质化和无序竞争。例如，一个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国家机构，70%以上的年度经费需要通过与其他模块同行竞争获得，这不同于国际上的通行做法，难以形成“铁打的营盘”和“百年老店”（即国际知名研究机构），也增加了整个科研体系的管理成本。希望在新的改革中予以解决。

数十年来，中国科技逐渐告别跟踪性研究模式，历史性地站到了科学发展前沿。大家常说，当今教科书上的生命科学知识体系主要源于欧美科学家的贡献，期盼中国学者能够在开创新的研究方向上更多地发挥引领作用。笔者曾经与澳大利亚前政府首席科学顾问Alan Finkel谈及渐进式科研和颠覆性科研；得到的共识是，量变到质变是真实地存在。例如，正是由于在SARS病毒溯源方向长期的“冷板凳”研究，中国病毒学家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初期就能及时担当。在挑战重大科学命题和应用目标的同时，坚持广泛支持探索性研究，也同样重要。“从0到1”的创新常常刷新我们的三观，这本身就说明颠覆性创新源自创新沃土、科学海洋，难以“预测”和“设计”。

生物技术对人类健康和粮食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。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经超过60%，但与发达经济体的现代化农业相比还有不少差距。医药技术和生物医学工程的差距更明显，此不赘述。这里有3个原因：①竞争性的技术源于原始性创新，原始性创新需要大量非急功近利的研究积累——积累，是绕不过去的坎。②以论文为唯一导向的评价活动还普遍存在，不少研究活动是为了论文而做论文。然而，单位的论文指标上去了，转化研究人员却常常被边缘化，这也导致科研成果供给不足。  ③产学研机制在许多地区并没有实质性建立，从实验室到产业之间的鸿沟难以逾越。科技开发园区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值得推广。例如，深圳市光明区政府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共同创造的“楼上楼下创新创业综合体”是一个很好的模式，“将研究板块与初创企业的空间距离压缩为零”。